《唯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》
文/于建青
许多年，许多事，宛如花送流水，倏忽远去。
这时才蓦然明白，陪伴我们成长的不止是苦难和贫瘠，也有不少值得回味的美好。曾经自问，是否还记得“瓦可漏月、门不闭风”的小时候，是否还能在那座山的背影里找到那颗萌动的初心。
偶尔静下来，眼前会浮现出一条清绿的大江，早年离乡时那里总是泊着一个破旧的木船，据说年近九旬的老艄公前年还活着，但船早已没了踪影……霎时生出一阵阵的无奈和无力——星移物换，聚散无常，许多事物就这样在岁月更迭中改变了模样。
年除夕，我出生于抚松县北岗公社大顶子大队。庆幸的是，入学时“文革”即将结束，我得以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，并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“教育的春天”。
我挤进了高考改变命运的独木桥，并幸运地抵达彼岸。那是年，东岗中学（现抚松四中）还被作为全县的重点中学，我的老师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，他们的勤奋和努力让这所小镇中学声名雀起，高考升学率一度居全县首位。但当时的学习环境非常艰苦，学生宿舍没有暖气，食堂简陋，冬天学生们的手脚全是冻疮，有时甚至连开水都喝不上。
我和许多同学还是坚持下来，因为要想摆脱贫困，高考几乎是唯一选择。
记得参加高考的头一天，我和几个同学到松江河八一桥电影院，看了场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青春万岁》。回来的路上，那句最经典的台词“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”一直萦绕在耳边，简直太美好了，那分明就是我们的青春，还有理想和令人向往的未来，那种感觉，鹰击长空、鱼翔潜底是也。
之后，我离那条乡间小路越来越远，但家乡一直是我最深沉的思念和牵挂。
年，我从通化商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白山市（当时称浑江市）工商银行做会计工作。对文学的热爱使我产生改行的念头，年又攻读了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学士。年末，白山市委机关报《长白山报》创刊，我私自报名参加了考试，结果被录取，但当时考虑到银行优越的工作环境放弃了这个机会。第二年报社扩编，被以特殊人才调入，从此成为一名新闻记者。
当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站在长白山之巅，俯瞰家乡这座层峦叠嶂绵延千里的名山时，那种震撼是触动灵*的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由此联想到孟子“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”的深刻内涵。
记得报社总编的办公室里挂过一幅字：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。每次看到都会揣摩半天，时常拿这把尺子“度”一下，以此激励自己。
那时候我们的副刊叫《岳桦林》，经常刊发一些与长白山文化有关的文章，当时见报率最高的是袁毅老师和王德富老师的人参故事，还有李国胜的诗歌，秦建民的漫画等。可以说，这些质朴并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图文为我做了很好的启蒙，我甚至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。
除了日常的新闻采访，我开始试着走进长白山的神秘，用新闻的视角探寻这方水土的人文风貌，以此担负起解读和宣传家乡的责任和使命。抚松县仙人洞、*家崴子、抚松一参场、万良人参市场、山里红剧团、大营抗联故事、杨靖宇、王德泰、张蔚华等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题材成了多次采访报道的内容，故乡深厚的文化土壤也给了我充足的养料，不断丰富我的内心世界，拓宽报道领域，促使我以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和理解长白山文化。期间，除采写大量参乡深度报道，还撰写了多篇以家乡为背景或主题的文学作品，相继发表在《吉林日报》“东北风”和《城市晚报》副刊版，其中包括小说《晾秋》，散文《有一滴水长成了一条河》《乡归》《七月的乡村》等，逐渐从一名新兵成长为资深记者、编辑。
年，我放弃了供职5年的白山市《长白山日报》的事业编制，来到长春，应聘到西安华商系在东北的唯一平面媒体《新文化报》，做了一名新闻版面的责任编辑。
这是一家新锐民营报纸，却充满活力和生机，从办报理念到管理机制完全市场化。成熟的办报思想、优秀的人才队伍和雄厚的资金实力，使这张报纸迅速崛起，成为省内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。这里没有体制的桎梏，不讲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，从总编到记者，所有人的人事关系都托管在人才市场。
我期待拥有这样的平台，大家享有平等竞争的机会。我在这里战斗了6个年头，收获了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，比如团队精神、社会责任、严谨、包容、担当、终生学习等等。当然荣誉也随之而来，曾经先后获得过全国晚报优秀编辑奖、吉林新闻奖、明星编辑等各种奖项。
由于长期一线高强度工作，身体消耗很大。年，应《城市晚报》总编杨光邀请，正式调入吉林日报报业集团。
在晚报，从责任编辑很快升任考评部主任，并顺利晋升为高级编辑，同时被省委宣传部纳入省级新闻人才储备库。从年开始，在吉林动画学院传媒分院担任兼职教授，连续三年在该校授课，将自己丰富的新闻实践形成理论传授给学生，既是一种成长，也是另一种收获。
由于在媒体工作，经常会遇到一此需要救助的贫困学生，每次都会尽力帮助他们，主动为他们捐款捐物，累计已超两万元。从年开始，我为临江市四道沟镇的一名孤儿当代理妈妈，坚持每周给他写信，了解孩子的学习及生活情况，并借采访机会看望孩子，多次给他寄去生活费，直到他中学毕业。年，得知家乡抚松县北岗镇有位同学考上吉林大学，但因家庭困难面临辍学，我积极协调驻外记者前去采访。报道刊发后，迅速为这名学生筹集善款多元，使其顺利入学。第二年，该学生再次遇到经济困难，我主动承担起他的生活费，一直资助他到大学毕业。
写作既是我的职业，也是我的梦想和追求。从年起，我开始接触并研究文化人类学，对东北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致，尝试非虚构写作，为《城市晚报》文化版面撰写专栏，同时给一些国内期刊和各大媒体供稿，逐渐积累了许多人脉资源和写作素材，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。
年8月，通过内部竞聘，我成为《城市晚报》第一块人文地理专版“吉林志”周刊的主编兼主笔，每周四块整版的大容量，每期需撰稿1万多字，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对我是个极大的挑战，通常情况下很难有人能坚持下来。我克服了许多困难，圆满完成了每期的出版任务，很快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，在纸媒生存艰难的大背景下成为晚报的一个品牌，许多读者专为阅读“吉林志”而订阅《城市晚报》。
国人历来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依恋情怀，正如《诗经》所云：“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我希望用自己的笔为家乡做点事情，于是更加频繁地深入长白山区，推介家乡的人文历史、自然风光、风物民俗，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块神秘而美妙的土地。
采访过程中，我时时感到一种紧迫，许多东西都在面临消失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，而抢救性地挖掘和整理这些文化遗存就显得犹为重要。
年末，我深入已经破产多年的抚松第一参场，实地踏查处于荒弃状态的一参场场部，并设法联系到许多老职工，到县档案馆查找与一参场有关的资料和实物，还原了全国最大参场走过的60年曲折岁月。
年8月25日，我到抚松县山里红剧团采访，在长白山文化研究会阚世钧、林海等人的协调下，与剧团领导一起又驱车前往通化师范学院，拜访了曾经在山里红剧团工作过的多位老艺术家，同他们座谈交流，采写了1万多字的专题报道。没想到1个月后，89岁的辛敏老团长溘然辞世。
年冬，在抚松县文广新局记者王永新陪同下，冒雪前往仙人桥镇南岭村采访抗联往事，在85岁村民李大义家，一些生动而珍贵的口述片段被记录下来，成为当地的重要史料。
年初春，与抚松县收藏协会付兆柱、林海、天龙武馆郭家宝等前往松江河四公里林场，采访当地有名的故事家孙相贵，挖掘出许多长白山狩猎采参等珍贵民俗记忆。
连续四年多，我自费走遍全省各地，采访到多人，年发稿量近40万字，大部分内容来自家乡抚松或其周边的长白山区。其中包括漫江木屋村、抚松一参场、老把头、木帮、挖参习俗、泉阳水地理、仙人洞道士传说、山里红剧团、人参剪纸、八卦掌、抗联英雄苏剑飞、乌拉草、琥珀木、山野菜、远古人参、曹国安、张岱祥等，共计40余篇、20余万字。这些作品均发表于《城市晚报》“吉林志”周刊版面，同时被国内各大主流网站媒体如凤凰网、光明网、新浪网、网易、搜狐等第一时间转载，得到广泛传播，客观上对推广和宣传家乡及长白山产生了积极意义。
因为经常到抚松县境内采访，在与当地一批民间文化研究者（特别是抚松县长白山文化研究会的朋友）广泛接触和交流中建立起深厚友谊，一直保持密切往来，经常与他们一起进行田野调查，或共同开展课题研究，并积极为他们撰写的稿件安排版面，仅至年，先后在《城市晚报》刊发抚松作者稿件近20篇。
同时，利用一些机会帮助抚松长白山文化研究会拓展对外联络，通过媒体的人脉渠道，积极建立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。年秋，向辉南县旅游局推荐，邀请阚世钧等人前往辉南研讨冰雪旅游文化，并实地考察三角龙湾等景区，由此建立起两地文化交流的常态机制。还利用舜太萨满馆开业之机，介绍抚松文化人士与吉林市满族文化联谊会的核心成员相识，建立地域往来，增进友谊，交流文化信息。
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收获了自己的创作成果。年末，我的个人专著《志说吉林风物》被吉林省地方志专门立项，年末正式出版，算是对家乡的一份回馈或答卷。年末，本人以口述记录形式撰写的长白山区闯关东人文历史专著《寻路关东》再次被省地方志立项，于年12月与读者见面，填补了我省闯关东题材的空白。
记得阿赫玛托娃有这样的诗句：“永远沉默的世界里，只有你和我交谈。”仿佛神明对心性的叩击与启蒙。我希望以此平淡地做个故乡文化的守望者，像我敬重的前辈那样，潜心书写时光的斑斓和生命的瑰玮，因为原本我就在这里，从未离开。
作者在长白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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